汉武之时，亦以盐铁之法制匈奴，虽有一时之得，难全一世之利，匈奴亦纵横来去，耗费无算，张掖连西域，东海通乌桓，穷毕生之力，败而不能灭……何也？庞统说道，此便为上下之利，各有不同是也。
在华夏历史上，不仅是汉代曾经禁止向匈奴输送铁器食盐茶叶等等物资，甚至在后续很多中原农耕王朝一样，也禁止将铁器售卖给草原的游牧民族，比如明代除了有着名的海禁之外，同样也对大漠禁售铁器。
只不过，这样的禁售，一般来说都没什么卵用。
毕竟明代的山西商人，就靠着朝堂的禁令发家致富。还有江浙的富豪，也是靠着禁海大肆捞钱。所以说什么后金得了山西商人的资助什么的，其实并不准确，也不完整，大明朝最大最重要的叛国者依旧是坐在商人头上的那些官吏，以及吃饷的割据军将。
当然，走私就是重罪，并不能说自己是谁的白手套，就可以免除罪责。
但是隐藏在商人背后的那些人，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
要知道普通水客多背一两台机器都会被查，若是没有官吏的默许，没有边军的放行，大规模走私这个事情，真的是谁想干就谁都能干的？
皇帝想要做的，并不是臣子官吏层面想要干的。
同理，如今斐潜和曹操想要做的，又有几个中层管理之人是觉得有必要做的？
春秋战国之时，管仲之策，可制胜于他国，然不可制北戎。枣祗笑着说道，乃地之不同尔。管仲以重金诱鲁缟，又有楚国买鹿，代国购狐，皆为因地而制之。如今北域山东，亦是如此。主公以商贸通行于北域山东，却有分别……嗯，这肉不错……
割据军阀，本身是就是更强更有力的门阀，很容易就走向了原本的老路。
一旦真的成为割据，各家关起门来纷争，就或许重新变成了战国时期的状态，各国之间相互仇视，即便是秦统一之后，那些几十年几百年积攒下来的怨恨，并不会因为国家政权统一而立刻消失。
山东之士，唯称其族，庞统点头说道，然族内亦有纷争，足以间之。
就像是历史上诸葛三兄弟各事一方，然后就有人编排说是诸葛一族串谋以图天下，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士族内部的利益未必都是统一的，各个士族的个体之间的选择也未必都能是一致的，诸葛三兄弟的行为更像是分散投资，在乱世之中保全自身家族不至于一波老小全家流，胜则大胜败则大败的后果，而所谓幕后指使，串谋图天下就基本上是胡说八道了。
没那个条件。
一封书信要走一年，等相互串谋的信息传达到了另外一方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对于大汉当下的这些士族子弟来说，决定其个人行为的因素之中，党派利益不是最大因素，更不是唯一因素。
北域之地，多畜牧、渔猎、采摘，常以物易物，地广人稀，部落之间各自为政，多有联盟而少统属，庞统又是说道，而山东之地，繁华鼎盛，自光武而兴，近二百年也……故而主公以物市于北域，却以钱币于山东……
这就产生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。
山东之人，知其害者，当不仅止于曹孟德，荀文若，然何为之？枣祗叹息着说道，上者奔走疾呼，下者安逸嬉笑……可悲者如是，可叹者亦如是！
籍贯和出身不决定一个人的党派关系，也同样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唯一标准。
即便是在加入派系的时候，有磕头的，也有宣誓的，但是这种行为在更多的时候，只是一个形式，并不能代表其今后的言行举止就能整齐如一。每当此时，宣誓的效用只有在清查和缉拿的时候，才会体现出来，而在其他时间内么……
毕竟清查缉拿只是短暂的，而享乐和快活才是永久的。
比如在历史上，作为和曹氏政权捆绑最深的颍川士族集团，荀或因曹操称公忧愤而死，旋即荀攸二话不说就当任了尚书令，然后陈群撅着屁股带头劝进。这那有一点组织的形态？甚至连团伙都有些谈不上。毕竟团伙二代目上台还要表示一下对于一代目的追忆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才能坐得稳。
在利益面前，即便是士族首领意志如何，也并不影响其下的子弟选择。
也宛如大汉当下朝廷的映照。
天子刘协如何想的，如何做的，其实都不重要。
但是反过来，士族子弟，也在客观上对大汉的政治施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力。
保皇的是士族，劝进的也是士族。
围绕在各地诸侯身边的是士族，隐居或是奔逃四方的也是士族。
士族的动态，成为了当下大汉的动态。
因为在汉代，以及在其后的封建王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，普通人接受教育的成本，依旧是一个民间一般家庭所无法承担的重任。粮食产量不高，吃不饱穿不暖，全民开智就是个屁话。
因此就像是枣祗所说的那样，大多数的士族子弟依旧是在凭借着本能在做事情，不是颍川的士族子弟就一定反动，也不是关中的士族子弟就有多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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